郑芝龙这样老谋深算的老派帝国官员，他又是大海盗出身，对于治理美洲自然有一套办法。
展开长卷，郑芝龙在写给辽王马城的信中，做如下建言。
“殿下，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说，奴隶制比自由劳工雇佣制度更仁慈，更宽厚。
它对奴隶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工作和生活保障，这种保障还惠及奴隶的家庭成员，让弱者免受灾荒。
““奴隶主会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，安排好他们的一切，包括从认字到成年，男女配对，生孩子也都由主人记录在案。
这样的仁慈，根本不同于冷冰冰的契约关系。
““殿下，很少有一个帝国，能让劳工分享如此多的收成，让他们承受如此少的负担，或者在他们生病和年老时受到如此多的关爱和照顾。
““看看那些生活在欧洲的破败房子里的租户，看看那些患病的年老力衰的奴隶，他们身边环绕着亲友，沐浴着主人慈爱的关注，然后，再看看住在欧洲那破败房子里，被遗忘和抛弃的可怜人吧。
“后来这封私信大白于天下，史学家普遍认为郑芝龙，便是帝国在美洲施行奴隶制的罪魁祸首。
然而在当时，为了解决美洲殖民地劳动力不足的窘迫，奴隶制似乎就是唯一的选择。
为了维持帝国在美洲金银产地的产量，攫取更多的财富，奴隶自然变成了牺牲品。
这便是历史的必然，海盗出身的郑芝龙，只是比大部分帝国官员说的更露骨罢了。
然而作为礼仪之邦，大明帝国的奴隶制终究是有些遮遮掩掩的。
所谓遮掩，这也便是大明读书人的优良传统，甚是虚伪，却总要做的冠冕堂皇一些，也无伤大雅。
新幽城，城外西北角。
转过一条街道，便来到城北旁的一条商业街，商业街上贩卖的大多是牲畜，大农场主常在这条街上交易。
走进商业街，除了看到常见的羊驼，牛马，还在角落里蹲着的奴隶，其中一大半是金发碧眼。
为了节省生产成本，美洲殖民当局大量从欧洲引进劳工，代替原本的土著工人。
欧洲的苦力到达美洲，雇主都会和他们签订一个为期八年的劳动契约，规定他们能够按月获得微薄的工资，每月两块钱龙元，同时规定八年期满后，雇主没有理由延长他们的劳动期限。
实际上由于工资微薄，八年后欧洲苦力通常付不起返乡的费用，不得不再次选择雇主续约，或从事其他底层劳动谋生。
在契约的汉语部分，将其称为“欧裔定居者”，其实他们的雇主从没有把他们当定居者对待，在雇主眼里这些人就是苦力或奴隶。
这一点从契约中，雇主多称为货主，东家也看得出来。
八年服务期内，苦力是雇主的财产，在雇主种植园或企业里，苦力构成固定资产的一部分。
管理欧洲苦力的监工，则多数是当地部落的武士为了管束苦力，监工们可以直接采用以往控制奴隶的手段，如皮鞭、棍棒、脚镣、禁闭，甚至处死。
在美洲的任何一个种植园或矿场，体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，这事由部落武士们来干再合适不过了。
当地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“苦力逃跑”、“苦力出售”等标题，尽管按当时法律，苦力是不能买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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